摘要：虽然宪政跟自由主义有关联，但是谈宪政并不就是谈自由主义，如果把二者划等号，那么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就没有发展空间。 ...
如果宪法爱国主义能够起到社会整合的功能的话，就必须将公民的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提升到与政治权利同等重要的地位，公民必须能够在社会保障形式和不同文化生活形式的相互承认中感受到他们权利的公平的价值。
我们认为宪法要研究真实的政治状况与法权状况，端洪的确是做到了这一点。它原来是专政体制，随后增添了权利条款。
只有在社会自发秩序中生长出来的价值，才会扎根于人心之中，才是真正稳定的、有效的价值共识。就比如那边有一个风景，一个画家在这里作画，画出来的只能表征那个风景，但永远和被表征的真实风景不一样，因此代表无法完全表现本真（authentic）而最多只能逼真，这也意味着人民作为宪政主体的现代政治，总是有紧张和不确定性。实际上，我们的政府现在强调加强代表性。所以说，宪法治理的思维预设和要求，只有通过社会秩序的理性建构，才能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中国人民或者民族的一个政治组织，因此不要仅仅看到它专政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的组织功能。
这就使得自由主义在与文化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对话的过程中，自身的资源不够。而中国宪政的历史经验是什么？中国革命的宪政经验，不是五月花号，而是延安传统。就社团与其成员关系而言，社团则是一个社会性的公权力主体。
目前，合作行政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所以，社团作为人类群体性的组织形态之一，是人类群分的本性得以满足的重要保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社会的参与协商及其所代表的公共意见只是具有政治影响的潜力，它可以影响代议机关的意志形成过程，但最终的立法和决策要由国家代议机关完成。也就是说，社团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就社团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它是私主体。
但是，这场社团革命是否推动了宪法的变迁？其变迁的内容又有哪些？本文试图就此展开研究，以期引起学界的深入讨论，进而推动我国社团立法逐步健全完善。相反，应当对分权制衡做扩大化解释以回应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社团公权力与国家公权力之间以及社团公权力内部的分权制衡也须纳入宪法权力制约原则的框架之中。
其操作模式一般是：政府通过合同将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委托给社团及其他社会组织来完成，社团及其他社会组织按照合同约定的公共服务品种、数量和质量等履行义务，政府负责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为了保障社团成员的权益不受侵犯，基本权利保障义务及于社团则是必然的选择。因此，宪法学界应当加强社团问题的研究，尝试在公民、社团、国家三元关系结构基础上不断完善我国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并对社团自治权的保障和社团公权力的调控作出理论说明和制度设计。再次，社团自治权具有作为基本权利的可行性。
［16］(P654)由政府主导的立法也一改传统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社团在立法中的作用。［4］(P306)在国际人权法上，国家、民族被视为集体权利主体。首先，社团自治权具备作为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实体要件。首先，在社团与其成员及利益相关人的关系中，社团是一个公权力组织，因此应当承认社团具有公法诉讼上的被告资格，其诉讼程序应当适用公法诉讼规则。
在夜警国家时期，立法权明显占有优势地位，以至于人们将这一时期的国家称为立法国家。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既然社团自治权具有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充足理由，而各国宪法又为何仅规定结社权而没有规定社团自治权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溯西方宪政发展的历史进程。
承认地方资源保护组织有权请求复审在国有森林采矿和伐木的行为。专制或者威权体制也会存在最高国家立法和决策机关自上而下的征集民意或者社会不同利益群体自下而上反映诉求的现象，但由于缺乏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征集民意、民意测评、民意表达等，而不能称为协商民主。
该法规定，协商程序既可以由行政机关启动，也可以应相对人申请启动。(二)社团公权力内部的权力制约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民政部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我国社会团体数量为229681个，而在体制之外，还有大量未登记注册的、半公开的、临时性的社团组织。通过公益合同，社团提供如健康照顾、家庭护理、垃圾清理、道路维护等方面的公共物品，甚至还履行传统上专属于政府的职能，如监狱管理。(一)社团公权力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社团公权力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广泛存在于立法、行政、司法等领域。［19］(P233)社团解决民间纠纷使其与国家之间形成了在司法权领域中的分工制衡关系。
法院应当有权审查社团组织行使公共权力所依据的章程与规约是否违反宪法和法律，有权审查社团组织行使公共权力时是否遵守了正当法律程序。内容摘要：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社团组织的勃兴导致宪法变迁。
在最近30年间，法院做了许多工作去保护个别成员反对团体本身对他的不公正的做法。可以预见，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社团数量还会大幅度增加。
(一)显在与潜在：基本权利存在形态的二元化由于社团组织对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促进功能，所以世界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保障社团自治的法律，如俄罗斯1996年颁布的《社会联合组织法》规定，除联邦法律另有规定外，禁止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干预社会组织的活动。在现代社会，除国家之外的团体对其成员甚至成员以外的制约与强制可能比国家更具有压迫性。
［8］张千帆．宪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徐显明．人权主体界说［J］．中国法学，2001，( 2) ．［10］［美］伯纳德·施瓦茨． 行政法［M］．徐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1986．［11］黎军．论司法对行业协会的介入［J］．中国法学，2006，(4)．［12］［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M］．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3］［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5］Judy Freeman．The Contracting State［J］．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28，2000．［16］Judy Freeman：The Private Role in Public Governance［J］．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ume75，2000．［17］［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8］在我国，这方面的规定主要体现于一些地方性行业社团立法中。更多的则是在80 年代以后成立的、中小型的和按行业或地域划分的ADR，其形式多样、不胜枚举。社会性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基本特质。我们看到，多数国家在立法中都强制性规定了社团必须具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或监事)等组织机构，并且规定了三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结构。
其次，社团自治权不能被现有基本权利所涵盖和吸收，其具有成为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的必要性。在立法领域，立法机关往往授权自治团体设定和执行具体的规制标准。
社团对法院的制衡则主要是通过为当事人提供多重选择的机会以及纠纷解决的竞争性来实现。当然，社团毕竟不是国家，其基本权利保障义务仅限于自由权，社会权则非属于社团的基本权利保障义务范围。
由此可见，在社团大量兴起并广泛享有和行使公共权力的前提下，如果对宪法的权力制约原则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国家权力内部的分权制衡，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社团与国家的层面上，社团自治权是一项私权利，在社团与其内部成员关系看，社团自治权则是一项社会公权力，而结社权却不具任何公权力的属性。
合作行政是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政府失灵问题而进行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行政民主制与代议制民主的性质是不同的：代议制民主是间接民主制，即在承认主权在民原则的前提下，公民通过选出的代表进行统治。社团作为基本权利主体不同于公民或者营利性法人组织。因此，以宪法是否明文规定为标准，基本权利可以分为宪法列举权利和宪法未列举权利。
权力制约宪法变迁是一个表征宪法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冲突及协调的理论概念，意指宪法未经修改而其条文涵义发生潜移默化改变的宪法现象。协商制定规章的要点和协商委员会的组成须在美国 《联邦登记》上公布，以便社会公众的参与。
但在今天来看，社团自治权已成为伴随社团大量兴起而产生的一项新兴权利，也符合宪法基本权利的基本特质，将其视为一项基本权利并予以充分保障势在必行。所以，如同国家、民族作为国际人权法的集体权利主体一样，社团作为国内人权法上的集体权利主体也是能够成立的。
［11］(P70)如同国家公权力需要控制一样，社团的社会公权力同样需要控制。如同国家公权力具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倾向一样，社团所享社会性公共权力同样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
